宽仁院长救治“军神”刘伯承眼伤
1916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宽仁医院时任院长马加里接到一位眼部重伤的病人。由于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他的眼伤已经恶化，眼珠完全坏死，伤口已长出新生息肉。经过深思熟虑，马加里慎重地提出了手术方案：先去除腐肉，施行全身麻醉，做好输血、输氧等急救准备，等眼部伤目煎合后再安装假眼。
但他给马加里出了一个难题：坚决不允许使用麻醉剂，以免影响脑神经。马加里愣愣地问他“能忍受吗？你的右眼需要摘除坏死的眼珠，把烂肉和新生的息肉一刀刀割掉！”
“试试看吧！”他回答。手术台上，一向从容镇定的马加里双手却有些颤抖，额上汗珠滚滚，护士擦了一次又一次，而他却一声未吭，安然端坐。
三个小时后，这台手术才宣告完成，马加里感慨说：“上帝啊！您哪里是人，分明是一块会说话的钢板……”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他的眼伤痊愈了。由于已经和马加里成为了朋友，他在离开前才告诉马加里自己真名叫刘伯承。从此以后，马加里在不同场合向多人提起这次难忘的经历：“这个刘伯承，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军神’！”此后，“活关公”刘伯承就被重庆人传为美谈，“刘瞎子”的威名、“独眼龙将军”的称号也由此传开。
宽仁名医施救陈独秀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并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然而长年的牢狱生活早已让陈独秀的身体不堪重负。1939年2月，陈独秀到宽仁医院进行住院治疗，期间周恩来朱蕴山都前来看望过他。两个月后他回到江津石墙院，并被查出患有高血压。
1939年冬天，陈独秀的身体又感不适。朋友邓仲纯劝他再到重庆宽仁医院去做一次全面身体检查,他却含含糊糊不置可否拖到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陈独秀终于在写作时昏倒在地。妻子潘兰珍与邓仲纯跑到江边雇了一条“双飞燕”船连夜漂到重庆，再一次把陈独秀送进了宽仁医院2号病房，数日后病情方得缓解。
1942年5月18日，陈独秀的病情再次告急，潘兰珍派人下重庆请周纶 曾定夫两位名医到石墙院诊治。因医务繁忙两人虽未能前来，但托人带回了他们拟定的治疗方案，并各赠药品若干，周纶医生甚至还把他为夫人治高血压的针剂也送给了陈独秀。
但由于病情严重，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同志病逝了。
“画虎大师”张善孖在宽仁接受治疗
1940年10月4日，张善孖完成出国办画展为抗战募集捐款的任务，载誉回到陪都重庆，各界代表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迎接他载誉归来。张大师在欧美办画展，从事国民外交活动，时间近两年，克服种种困难，十分劳累。在美国已发现身体不适，美国医生为他看病就劝他留下疗养，大师回国心切，还要到菲律宾和香港宣传展出，婉谢美医生的建议。
回到重庆，他又不顾体衰不适，日夜出席各界举行的报告会。由于过度劳累，毕竟已是花甲老人，又多日患痢疾和糖尿疾复发，回渝一周后，善子老人便卧床不起。当时正值日寇飞机对重庆大轰炸期间，各地医疗条件较差，亲友便送他到疏散地歌乐山，设备条件较好的教会医院——宽仁医院（现森林公园抗战历史文化陈列室）进行治疗。
有感于张善孖先生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住院期间，宽仁医院高度重视善子先生的治疗情况，不仅组织多方专家小组全力救治，而且医院上下同仁日日前来探望、慰问。然终因先生积劳成疾，其病沉冗繁杂，终于是年10月20日凌晨，溘然长逝于宽仁医院。
张善孖仙逝后被埋葬在重庆歌乐山，前来吊唁群众泣不成声。《新华日报》等报刊均刊登消息，并留下对吊唁情景的真实描述：“识与不识，皆哭先生。”“民众自发前往悼念，山上山下，长队十里。”
冰心先生以宽仁医院为家
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来到重庆后，冰心一家临时居住在顾毓琇的“嘉庐”，并出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的文化事业组组长。
冰心在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给她的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馨美好的家庭环境。大女儿吴冰在《永怀爱心的妈妈》一文中曾回忆起与母亲在宽仁生活的美好时光“勤快、爱整洁的母亲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安逸、温馨美好的家庭环境。这个家，从抗战前燕京大学燕南园的教授住宅搬到了云南呈贡乡下；从四川歌乐山的小土房搬到重庆宽仁医院的楼上；从日本东京的小洋楼搬到北京洋溢胡同的四合院，再到中央民族学院的宿舍楼。我们的家有时简陋，甚至拥挤，有时宽敞，母亲总是尽力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使我们回到家里就感到十分舒适。这个家也因为有了她而温暖、快乐。”
而冰心也开始被重庆的火热生活所感动，一贯爱静不爱动的她说：“我渐渐的爱上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我们是疲乏，却不颓丧，是痛苦却不悲凉，我们沉默的负起了时代的使命，我们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我们知道那一天，就是我们自己，和全世界爱好正义和平的人们，所共同庆祝的一天，将要来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
中苏双重谍报员在宽仁回归党的怀抱
1929年，高清仅12岁就加入了鄂豫皖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被选调共产国际，去苏联莫斯科达拉索夫斯卡亚军校学习。1941年，高清潜回重庆，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负责人，领导重庆情报组，代号巴山，负责搜集日、伪、满、及国民党情报，惩办汉奸和叛徒。
但是连续三个多月，高清在重庆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糟糕的伙食、超负荷的工作劳累，使得他由感冒转成了急性肾炎，患下一场大病。这时，苏驻华使馆又转来了他的恋人娜塔莎在莫斯科城下反击战中不幸牺牲的消息，这沉重的打击几乎让高清彻底崩溃。
1941年高清重病，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寻求就医。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下，他住进了宽仁医院，并很快康复。从此，高清接上了与党中断两年多的关系，成为双重谍报人员，延安也可以收到高清发往莫斯科的每一份情报。
抗日名将死守上海四行仓库800壮士之一杨瑞符在歌乐山宽仁医院救治
杨瑞符，字节卿，天津市静海县人，先后任排、连、营长，后晋升为团长。死后赠陆军少将军衔，是孤军奋战“四行”的指挥者之一。
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杨瑞符率八百壮士在完成掩护“大部队西撤任务”后，留守闸北，坚守四行，为了捍卫国土，他们的誓言是“宁可死、不退让，宁可死、不投降”。在整个战斗中临危不惧，与穷凶恶极的日本侵略军展开了惊泣鬼神的浴血奋战，打退日寇从四面八方发动的多次猖狂进攻，致使敌军伤亡惨重。这一壮举，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胜利消息传出，震惊海内外，举国欢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1985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八百壮士的吼声》评论，充分肯定了这一战绩的伟大胜利。
“松沪战役”结束后的1939年5月，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杨瑞符将军，奉命带着他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以及负伤的内弟来到大后方重庆养伤，40年初杨将军因旧病复发，继而在松沪战役中留下的枪伤化脓，送重庆宽仁医院治疗，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940年2月3日病逝于医院。
沈钧儒为其孙取名沈宽
沈钧儒出生在七代藏石的世家，曾祖父沈濂、祖父沈玮宝等都爱好收藏美石。沈钧儒之所以爱石，除了深受家风的影响和熏陶以外，更重要的是他热爱石头坚强的品质。
他与石而居，以石会友，赏石励志，曾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居”，这里一度成了南北爱国志士的聚会场所。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郭沫若、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茅盾都是他的座上客。
沈钧儒以石谢友，更是远近闻名的轶事。1944年1月20日，沈钧儒的儿媳在宽仁医院生产，已经古稀之年的沈钧儒甚为欢喜，他急忙赶到医院看望儿媳。当得知诞下一子，沈钧儒遂以宽仁医院首字为孙子起名为沈宽。
为感谢宽仁医院对其儿媳与孙子的照顾，沈钧儒将一块傍身已久的石头赠送给宽仁医院。
巴金夫人在宽仁诞下子嗣
巴金于1939年从上海来到重庆，居住在当时位于沙坪坝的生活书店。1945年，巴金与相恋8年的妻子萧珊在花溪结婚。在重庆生活期间，巴金写下了《憩园》《寒夜》《第四病房》3部文学作品，受到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巴金说：“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
巴金对当时的宽仁医院印象深刻。1945年，巴金夫人萧珊怀孕后担心重庆的医疗条件不是很好，影响孩子的健康。巴金劝慰夫人“宽仁医院有西南地区最好的妇产科，而且秉甫（沈钧儒）先生的孙子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夫人不用担心。”
在宽仁医院的细心护理下，巴金的女儿顺利出生。初为人父的巴金欣喜万分，激动不已，为女儿取名李小林。
“独目虎将”之称的抗日英雄李宗岱曾慕名来院治脚
解放后，抗日英雄、重庆市政府参事、民革成员、黄埔同学会员李宗岱老先生在重庆生活。有一次，他因踝部慢性溃疡在多家医院治疗不佳，转而慕名前来我院，经3周治疗后痊愈出院，老英雄和家属都赞口不绝，并送来“宽仁楷模”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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