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萝达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专家，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霜雪，从医执教近七十载，她将自己火热的心和美好的芳华献给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凌萝达1920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医学院，曾任上海医学院附属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助教、住院医师。新中国成立后，她响应号召，西迁重庆参与重庆医学院建设，历任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
直到现在，凌萝达仍然记得刚看到建设初期的重庆医学院的情形。从繁华的上海到当时相对艰苦的重庆，“周围是成片的农田、泥泞的道路和荒芜的土地。”
面对环境、生活发生巨大的改变，她来不及去适应，满脑子都是建设医学院。“没有什么比抓紧时间建设一所服务西部人民健康的医学院更迫切了。”
在重庆，凌萝达起早贪黑，日常工作之外，还要加入到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之中。即便是这样，她也丝毫不觉得辛苦，内心唯一信念就是把学校和医院建设好。
60年代凌萝达在农村防癌普查
1960年，凌萝达深入农村进行防癌普查，从基层医院收集大量病例片，走遍了四川和重庆的山区。期间，凌萝达开展防癌普查5万人次，查出宫颈癌患者近百例，并为患者进行手术治疗。籍此，手术治疗宫颈癌在重庆得以开展，同时也带动了西南各省开展手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工作。半年多的时间里，凌萝达看了几万例的片子，视力急速下降，近视到400多度。
值夜班时，只要听到楼下有患者敲门，凌萝达总会第一个醒，第一个穿上衣服往楼下冲，第一时间赶到患者身边。只要患者病情需要，她总会在病床旁仔细观察、悉心守护。她会拿出工资给贫困的患者炖鸡汤补身体。有的患者家庭困难，凌萝达甚至会为其买新衣服。
凌萝达和同事查房
她在怀孕后期仍坚持工作，在分娩的当天上午，还为一个病人进行大手术。术中她出现宫缩仍坚持做完，下手术台后不久小儿子就出生了。
1962年8月，凌萝达调任重庆医学院附二院妇产科主任，领衔建立妇产科教研室。当时的妇产科还没有B超、胎心监护仪、心电监护仪等仪器设备，孕产妇分娩缺乏安全保障，难产依旧是较为棘手的难题。面对异常艰苦的条件，凌萝达并未退缩，反而干劲冲天，她带领围产研究室的同事们，排除万难，将科室一步步壮大。
70年代后期，凌萝达赴国外探亲，国外同行送给她一个A型超声波仪器，她不辞辛苦地将其“扛回”医院，就此开始了胎头方位与骨盆关系的研究，也开启了超声在妇产科领域应用的研究。
凌萝达在临床工作中发现，头位胎儿的难产容易被忽视。她提出，当胎头朝向位置或胎头俯屈不良时，就会造成分娩困难。头位难产的发生率占到难产的90％以上。
绫罗达指导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工作
对此，很多同道不认同。凌萝达决定用科学研究和临床事实说话。根据大量临床研究，她于1978年率先发表论文，首次提出“头位难产”概念，并建立了头位分娩评分法。
80年代，原卫生部委托重庆医学院附二院举办了五届全国难产学习班，主要介绍头位难产。为满足基层产科工作者的需要，凌萝达又走访各地，举办难产学习班20余次，在全国各地培训产科医生。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头位难产和头盆评分理论逐渐得到国内外产科界的关注和认可，指导了无数产科医生，挽救了很多产妇和围生儿。
第五届全国难产与围产学习班合影
90年代，“头位难产”理论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凝聚凌萝达毕生心血的《难产与围产》《头位难产》《难产》等专著相继出版，成为产科工作者的参考书籍。
2006年，已86岁高龄的凌萝达，集近50年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并吸纳国内外最新资料，整合出一套完整的难产理论体系及实践经验专著《难产理论与实践》，出版中、英文对照本，同时参加编写《实用妇产科学》《中华妇产科学》等。
致读者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近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代代医疗卫生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践行初心使命，传承医者精神，为护佑人民健康付出艰苦努力，作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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