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萝达1920年出生，从医执教近七十载，将一颗火热的心献给妇产科学，献给祖国医疗卫生事业。她是妇产科全能专家，是难产新理论、新实践创始人，她提出的头位难产学说、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技术享誉国内外。从风华正茂到霜雪满头，一路走来，凌萝达历经风雨初心依旧。
筚路蓝缕，西迁重庆建设医学院
凌萝达早年学习农学，长姐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受长姐影响，凌萝达对妇产医学产生浓厚兴趣，遂转向对医学的探索。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20世纪50年代，就职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为主治医师。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凌萝达响应号召，1958年，奔赴重庆参与医学院建设。
“周围是成片的农田、泥泞的道路和荒芜的土地。”从繁华的上海到相对艰苦的重庆，环境、生活都发生巨大的改变，凌萝达来不及去适应，满脑子都是建设医学院。“没有什么比抓紧时间建设一所服务西部人民健康的医学院更迫切了。”
在重庆，凌萝达起早贪黑，日常工作之外，还要加入到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劳动之中。怀孕期间，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可她仍坚持工作，在分娩的当天上午，还为一位患者进行大手术，术中出现宫缩仍坚持做完，下手术台后不久小儿子就出生了。
艰苦卓绝，治病教学科研齐头并进
在重庆和四川，凌萝达深入农村进行防癌普查，从基层医院收集大量病例片。期间，凌萝达开展防癌普查5万人次，并为患者进行手术治疗。藉此，手术治疗宫颈癌在重庆得以开展，同时也带动西南各省开展手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工作。半年多时间里，凌萝达看了几万例片子，视力急速下降，近视达到400多度。
1962年，凌萝达调任重庆医学院附二院妇产科主任，领衔建立妇产科教研室。当时妇产科还没有B超、胎心监护仪、心电监护仪等仪器设备，孕产妇分娩缺乏安全保障，难产是棘手的难题。面对异常艰苦的条件，凌萝达并未退缩，带领围产研究室的同事们，排除万难，将科室一步步壮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凌萝达赴国外探亲，国外同行送给她一个A型超声波仪器，她不辞辛苦将其扛回医院，就此开始了胎头方位与骨盆关系的研究，也开启了超声在妇产科领域应用的研究。
凌萝达非常重视教学工作，数十年来培养了大批从事产科学、妇科学、生殖医学、计划生育教学、科研、医疗的专门人才，造就了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妇产科专家，其中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40余名。
保驾护航，为妇幼健康创建新学说
20世纪60年代初，在防癌普查过程中，凌萝达发现，即使胎儿头位，也容易出现分娩困难，因产伤引起的产妇子宫脱垂和尿漏粪漏非常常见。目睹众多女性分娩之痛，凌萝达深入研究难产发病机制和防治措施的决心更加坚定。她苦苦思索研究，希望能找到一个适用于基层医师判断头位是否难产的方法。
经过多年不懈研究，1976年，凌萝达在国内率先提出头位难产学说。不久，凌萝达又根据分娩三大基本因素，应用模糊数学理论创立头位分娩评分法以及评分法处理细则，较好地预计分娩预后，及时发现头位难产。1978年，凌萝达在《中华妇产科杂志》发表《头位难产和头位分娩评分法》，将头位难产理论介绍给广大妇产科工作者。同时，她在全国奔走讲学，和国外专家讨论，并出版《头位难产》英文版，希望为更多难产产妇解除病痛。
20世纪80年代，原卫生部委托重庆医学院附二院举办五届全国难产学习班，主要介绍头位难产。为满足基层产科工作者需要，凌萝达又举办难产学习班20余次，在全国各地培训产科医生。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头位难产和头盆评分理论逐渐得到国内外产科界的关注和认可，指导了无数产科医生，挽救了很多产妇和围生儿。20世纪90年代，头位难产理论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凌萝达也被评为中国有杰出贡献的产科专家。凝聚凌萝达毕生心血的《难产与围产》《头位难产》《难产》等难产专著相继出版，成为产科工作者必备的参考书籍。
2006年，86岁高龄的凌萝达，集近50年的临床经验和科研成果，吸纳国内外最新资料，整合出一套完整的难产理论体系及实践经验专著《难产理论与实践》，出版中、英文对照本，同时参加编写《实用妇产科学》《中华妇产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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